北京时间12月25日下午，中国足协2020赛季职业足球政策吹风会在北京召开。 通报会公布了职业联赛薪资、外援名额、新赛季U21球员等多项政策的具体细节。

外籍球员人数

中超联赛“上4、报5、注6、积7”：全年共注册外籍球员7人，同时注册6人，已注册5人，最多注册外籍球员7人。每场比赛可以4人同时玩。

中甲联赛“上2、报3、注4”：全年共报名外籍球员4人cba外援限薪，已报名3人，每场比赛最多可同时上场2人。

球员工资

外籍球员的税后年薪不得超过300万欧元（约合2300万元人民币）。 2020年1月1日之后外籍球员签订的合同将是新合同。

国内球员税前最高工资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，国脚球员加薪20%； U21球员最高工资不得超过30万元（符合出场标准的球员不受此限制，具体办法由职业联赛政策联合工作组研究发布）。 2019年11月20日之后国内球员签订的合同均为新合同。

转让配额

保留5名无年龄限制的球员名额，放宽U21球员转会人数限制； 转出俱乐部的球员再次回到俱乐部时，以下三类球员不占用5人转会名额： 1、转会至国际足球 从其他会员协会在俱乐部注册并效力过的球员超过一年； 已转出U21俱乐部的球员； 3、拥有俱乐部第一签约权的球员。

年轻球员

联赛报名方面，中超联赛须报名至少3名U21球员第一签约权，中甲联赛至少报名2名U21球员第一签约权，中乙联赛至少报名5名U21球员。 联赛18人大名单可随时为预备队或梯队登记1-2名U21球员。

中超、中甲每场比赛必须至少保留一名U23球员在场，中乙则必须每场至少保留一名U21球员在场。 注册中超一线队、中甲俱乐部的球员入选国家队并在U23国家队集训期间，所在俱乐部可享受U23免试政策。

新赛季，中国足协将在保留中超预备队联赛的基础上，取消中甲预备队联赛，建立中超U23联赛、中甲联赛以及采用锦标赛制度的中乙联赛。

中和俱乐部名称

每个俱乐部必须在2021赛季开始前完成俱乐部名称的性别中立改革。 如果届时俱乐部名称未能获得中国足协认证，俱乐部将无法获得联赛准入资格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本次政策吹风会上，“非华裔入籍视同外援”的政策尚未最终确定。

马德兴：中超新政策还存在漏洞。 监管措施在哪里？

传闻已久的“新政”终于水落石出。 今天（12月25日），中国足协在北京召开新赛季政策吹风会，公布了2020赛季各级联赛调整后的多项政策。 然而，如果仔细阅读这些“新政”，虽然出发点和意图都是积极的，但坦率地说，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前一样存在着明显的漏洞，没有人能看到具体明确的监管措施以及之后如何进行。违规行为。 惩罚？ 细节也缺失。 因此，这不禁让人好奇，这个“新政”还能持续多久？ 今后实施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问题？ 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。

或许，有人又会说，“‘新政’刚刚出台，你们为什么不能积极一点呢？给予更多的肯定和鼓励呢？” 按照正常逻辑，这次是中国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将重点关注中国足球的发展。 一些新政策的全面出台尚属首次。 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应该“支持”、“肯定”。 毕竟大家都希望中国足球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 确实如此，我始终相信每一项政策的意图都是积极的，希望改变中国足球。 然而，经历了这么多年，最让我担心和害怕的就是所谓的“新政”。

这些年来，中国足协出台了无数“政策”，但哪一个“政策”能够始终得到全面、系统的落实呢？ 这不仅仅与管理层的变动有关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新政策出台后的整个实施过程中，如何保证政策“落地”、落实到位？ 即监督的方式和方法有哪些？ 从来没有明确的细节。 换句话说，实施过程中存在太多“操纵”和“操作”的空间，可能会让“新政”形同虚设。 这就是所谓的“上策下策”。 不仅如此，一旦违规，违规者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？ 处罚有多严厉？ 这些在《新政》中也没有具体明确地表述。 那么，谁能保证这些措施得到落实，保证“新政”有利于中国足球的发展呢？

这就像“限薪”问题一样。 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，围绕“限薪”的政府指令曾多次下达，但每次都无果而终。 为什么？ 还不是因为缺乏具体、明确的监管措施？ 即使发现违规行为，公布的“新政”中也没有针对违规者相应的具体明确的处罚措施。

例如，根据中超联赛财务约定指标，“中超俱乐部2020年支出限额为11亿元，薪资限额为总投资的60%。2021年，支出限额和工资上限将降低至9亿元，降低55%。” 如果超过了，我该怎么办？ 俱乐部将面临哪些处罚？ 至少本次公布的新政策中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款。 同样，在球员薪资方面，“2019年11月20日之后国内球员签订的合同为新合同，税前顶薪不会超过1000万元，税前顶薪上涨20%”入选国家队的球员，U21球员税前年薪不超过3000万元。 万元，如果达到出场标准，就没有这个限制，具体方案由职业联赛联合工作组研究发布。”而如果超过了，怎么办？也没有因此，不排除一种可能的情况是，如果违反了规则，你或许可以通过疏通各种“关系”来顺利“逃避”惩罚，那么这样的意义何在？一项政策？

更重要的是，作为管理部门，这些政策出台后如何监督落实？ 其具体、明确的监管措施有哪些？ 如果缺乏监管，这些“新政策”可能就失去了意义。 与其这样做，还不如不公布，日后为何会受到舆论、媒体、网络和粉丝的“诟病”呢？

再次，记者对中国足球管理者搞好中国足球的决心和勇气毫不怀疑。 不过，没有监管，“政策”可能很难落实，因为我们从来不相信职业俱乐部的所谓“自觉”。 “资本”追求的始终是“自身利益最大化”，为了追求“最大化”，必然不择手段。与其说“启蒙”，说得好听一点，纯粹是“对牛弹琴”。

俗话说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。 虽然每个人在面对具体的情况和现实的时候都讨厌它，但是当涉及到自己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把这一点最大化。 在这方面，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多年来已经有无数的经验和例子。 比如，最典型的就是U23政策。

U23政策的出台本身就是一件好事，非常积极。 希望各俱乐部能够重视年轻球员的培养。 但实际上，这导致了U23球员身价的虚增。 根本原因是政策存在“漏洞”。 一方面，“漏洞”的出现确实可能是“意料之外”的，因为整天坐在办公室里“不接地气”，自然不知道下面的实际操作； 另一方面cba外援限薪，也可能是“故意的”。因为只有有“操作空间”，才能保证“利益”和“各方利益”。

正如此次关于球员薪资的规定，“2019年11月20日之后国内球员签订的合同均为新合同，税前最高工资不超过1000万元，入选国家队的球员将增加20%” ”。 很早以前，记者就曾就可能实施的“限薪”规定，即“用‘出场次数和出场时间’取代‘国足’”提出了具体而详细的建议。 但遗憾的是，新政仍然用笼统的“国足”来代替。

现实是，这几年，随着国家队南北征战，国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滥。 就像过去的2019年一样，参加亚洲杯的都可以算是“国足”； 参加40强赛的也算“国足”； 而年底参加东亚杯的，或许也算是“国足”了。 这些“国足”都能因为“国足身份”而获得20%的加薪。 那么，限制工资有什么意义呢？

另一方面，多年来，围绕国家队球员选拔过程，不断有各种“搅局”和“代理操作”的传闻。 作为国家队主教练cba外援限薪，他在两届任期内共入选过百余名“国足队员”。 这些极其不正常的情况难道与这样的“国足”规定无关吗？ 再者，吴曦这个2019年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，和一个只进入国家队23号名单、一直坐在替补席上的球员，享受同样20%的涨幅，公平吗？

遗憾的是，这次“新政”在这方面的规定，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外界传说中的“操作”的“空间”。 后果可能和“U23政策”一样，因为“利益链”不仅没有被切断，反而进一步提供了各种“便利”。 这其实是最可怕的事情。

话不多说，大家都希望中国足球越来越好。 此次“新政”出台将会带来怎样的效果？ 让我们等待时间给出具体明确的答案吧。